文人与书结缘，是非常自然的事。因为文人的事业、生计...

作者：陆昕(系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教授)
文人与书结缘，是非常自然的事。因为文人的事业、生计都与书分不开，由此而爱书、藏书也就理所当然。然而，书又具有商品属性，并非你所爱、所想的书都买得起、藏得住，所以又生出许多文人与书的酸甜苦辣的故事。人们爱看书话，一半原因是为了获取一些版本知识，另一半，依我看，也许还是大半，就是想看看这些藏书故事。
由此而想起我结识的一些前辈的往事。虽然谈不上故事，却与书有关，随手写下，以作雪泥鸿爪。
启功先生藏书甚富，与客厅相连的一间房中，列架充楹，却非四壁皆书。因为四壁皆书，则表明中间是空的，可容人走动。启先生这间房中的书架却是一排排行列，只供人穿行。这书库并不任人进入，我那次也是“误入白虎堂”，事前并未请示，事后也不好说明，但由此知道启先生藏书很富。不过有次与先生闲聊时，聊到他过去坎坷多年，没钱买书，又聊到我祖父的好友赵元方，他感慨道：“文人没有不爱书的。赵元方有钱，可以买好书，所以我们这些人，都羡慕他。”他到老年，仍然买书不辍。有一回，中国书店某师傅送来某部大概是他久思不得的古书，启先生翻看时手都因激动有点哆嗦。我怕打扰，起身进了他的卧室，见床前柜上有他自作的一副对联镜心，上书“饮余有兴徐添酒，来日无多慎买书”。看着联语，回想方才，“言行不一啊”，我心想。
启先生的好友张中行也爱书。记得我第一回在人民教育出版社见到张先生，只五句话过后，张先生马上问了句令我大感突兀的话：“你们家还有多少书?”看我一时不知怎么回答，张先生起身，一指他身旁和身后的白墙，又将两手向四下里一分，问：“一面墙?两面墙?能摆几墙?”张先生藏古书不多，旧书不少。他跟我说，因他佩服周作人的学问，又跟周的私交不错，所以周作人的所有著作他都有，并且本本都有周的亲笔题赠。“文革”时，张先生怕红卫兵问罪，将周的题赠页一律撕去销毁，将书全部保存下来。我听后想，这纯是知识分子的书生气。
朱家溍先生是著名的文物收藏大家，我对他说的话中印象最深的是有次他说：“凡是收藏家从某种意义上说都是穷人。因为每一样经他收藏的东西他都视为拱璧，难以割舍。光收不卖光进不出，而天下得有多少好东西?个人能有多少钱财?直到最后收不动，变成穷人完事。”
看前辈的书话，常见有“室人交谪”一语。这是文雅的说法。直白地讲，就是夫妻打架。因为书而夫妻反目、争吵，已是藏书文化中一道说不上亮丽的风景线。由此，我倒认为，文人也要卖书。因为文人的买书钱是从那有限的几个“俸禄”中省出来的，而且节省的还不是他自己的，是带着老婆孩子的衣食之资。所以，文人不应完全走藏书家之路，将本不富裕的自己变成穷人。爱书、藏书无可厚非，但断不能影响了家庭。况且，书本身就需要流动，你把它禁锢在家，实质也是对书的伤害。自我得之，自我散之，使其流布人间，与天下人共赏，正体现了书的最大价值和最佳途径。